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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對話 |魯迅與馬克·吐溫今日跨時空“云端對話”
發布日期:2020-11-29 瀏覽次數: 字體:【

  

一年一度“大師對話:魯迅與世界文豪”國際文化交流活動今日在紹興魯迅紀念館舉行。
今年的活動以 “魯迅對話馬克·吐溫”為主題,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中美嘉賓無法實現線下互訪。中方嘉賓通過直播方式,與馬克·吐溫先生家鄉的諸位學者和馬克·吐溫家族成員進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跨時空云端對話。

  

  

  直播活動由紹興魯迅紀念館副館長周玉兒主持

  出席嘉賓:

  【美方嘉賓】

  

  馬克·吐溫姐姐帕梅拉的后裔:雷內· 哈特先生

  

  馬克·吐溫紀念館原館長亨利·史威茨

  

  馬克·吐溫研究專家布魯斯·邁克爾遜博士

  【中方嘉賓】

  

  紹興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魏建東

  

  紹興市文化旅游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副總經理仲麗華

  

  紹興市人民政府外事辦公室黨組成員、市友協專職副會長張飆

  

  紹興魯迅紀念館館長龔凌

  

  魯迅后裔、魯迅文化基金會會長周令飛

  

    文理學院研究專家古大勇

  《從兩部“吃人”小說看魯迅和馬 克·吐溫創作的超前性和獨特性》 

  

  越秀研究專家李貴蒼 

  《魯迅與馬克·吐溫:民族魂與美國聲音》

  

  

  馬克·吐溫,美國的幽默大師、小說家、作家、著名演說家。他是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他的幽默、機智與名氣,堪稱美國最知名人士之一,被譽為“美國文學中的林肯”。

  魯迅與馬克·吐溫

  2020年是馬克•吐溫逝世110周年,他與魯迅都是兩國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透過兩位作家的優秀作品,魯迅和馬克·吐溫都以幽默諷刺作為工具來反映當時的社會現實,直抵人心,令人深思。魯迅先生生前對美國文化非常關注,收藏大量美國文學著作。1931年,魯迅請青年翻譯家李蘭把自己收藏的馬克·吐溫小說《夏娃日記》譯成中文。魯迅在親自撰寫的中譯本序言中,高度評價馬克·吐溫及其作品,稱“只要一翻美國文學史,便知道他是前世紀末至現世紀初有名的幽默家”,認為其“幽默中又含著哀怨,含著諷刺”。馬克·吐溫的作品既富于獨特的個人機智與妙語,又不乏深刻的社會洞察與剖析。其中《金錢的魔力》《威尼斯的小艇》《湯姆索亞歷險記》等還被收入中國中小學生課本中,為中國人熟知。

  

   

  【專家座談】

  魯迅與馬克·吐溫:民族魂與美國聲音》 

  越秀研究專家:李貴蒼

  

享譽世界的美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家和文化批評理論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就嚴厲批評西方知識界囿于“西方中心論”立場,無限美化所謂的西方文學“正典”的意義和作用而忽視其他國家文學的丑陋現象。他以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阿Q正傳》在世界文學中的意義為例,認為西方學界無視魯迅這樣偉大的世界文豪,“是一種恥辱”,并譴責西方學界不認真研究魯迅,僅僅憑“一句不了解(他)是不能自圓其說的。”
著名的澳大利亞漢學家黃樂嫣(Gloria Davies),在其2013年的專著《魯迅的革命:論暴力時代的寫作》的《緒論》中,從文學、語言學和文化貢獻等方面高度評價魯迅在世界文壇的地位,認為“從名望、震撼力和影響力等方面考量,魯迅的文學國際影響可以媲美馬克·吐溫、莎士比亞、歌德和托爾斯泰。”
無獨有偶,英國廣播公司(BBC)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聞媒體,于2018年4月在全球范圍內向108位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批評家發出倡議,敦促他們推薦古今影響“世界進程”的文學作品。這108位著名的批評家分布于世界五大洲,講著33種語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廣泛性。同年5月21日,BBC根據批評家的推薦結果,公布了古今100部最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在這份書目中,魯迅的《阿Q正傳》位列第43,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位列第88。這份書單可以作為比較魯迅和馬克·吐溫的第三方比較客觀的學術評價。魯迅和馬克·吐溫的共同點是在他們有限的文學生涯中,孜孜矻矻,“以藝術和審美創造來溝通物質和精神生產,并以此來寄托人類全面發展的文化理想”,影響了各自的社會進程,在推動中國和美國社會邁向現代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他們是如何以藝術的方式影響各自所處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的呢?又是怎樣以文學創作寄托他們“人類全面發展的文化理想呢”?毋庸置疑,他們首先需要找出中美社會的根本問題之所在。在魯迅看來,制約當時中國社會從封建走向現代的并不僅僅是經濟問題,甚至也不完全是落后腐敗的政治體制問題--當時實行封建帝制的國家十分普遍,而是令人窒息的由儒家傳統衍生出的“吃人”的封建禮教傳統。在馬克·吐溫看來,制約美國社會從“野蠻”走向現代和文明的,也不是經濟民生問題,而是“殺人”的“蓄奴制”和彌漫在全社會猙獰可怖的種族主義。
簡而言之,中國社會當時的病因是封建禮教,病癥是經過兩千多年的封建禮教對國民的精神奴役,國民整體愚昧、麻木,被奴役而不知道自己被奴役的地位。封建禮教造就的國民心智不健全、靈魂殘缺、無知且不自知。他們是一批缺少睿智、精神萎頓的畸形人,渾渾噩噩,甚至被套上奴役的枷鎖還能泰然處之,借用柏拉圖的話說,“就像在無知的泥潭中盡情打滾的小豬一樣”。在魯迅看來,被封建禮教和帝國列強奴役下的中國集內憂外患于一身,因此,首當其沖的是就是以藝術審美的形式喚醒昏睡的國民。
魯迅深切地感到,病魔纏身的中國必須變革才能邁向現代,而變革的根本是喚醒國民,提振人們的精神狀態。所以,魯迅以筆作刀,滿懷赤子之心,創造了許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映射封建的中國社會,解剖國民的靈魂,揭露儒教之下殘酷的社會現實。正如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中所說:“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讀者熟識的阿Q、孔乙己等形象不正是病態社會里的真實寫照嗎?他們沒有一絲現代意義上的主體意識,完全沒有獨立的人格。在魯迅筆下,一幅幅靈魂殘缺的形象,并不是因為這些人物本身違背人性,而是嚴酷的封建禮教下的必然結果。
同理,馬克·吐溫也發現了制約美國社會走向現代的癥結是蓄奴制和種族不平等。作為文學家,他憑借高超的藝術想象,塑造了一系列可親可敬的人物形象,來表達自己的社會理想。其核心就是,創建一個公平公正種族平等的現代社會。
在BBC公布的書單中,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也被公認為影響美國社會歷史進程的著作。用海明威的話說:“整個現代美國文學都起源于《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這是極為優秀的一本書,在它之前,或在它之后,都沒有能與之相媲美的作品”。威廉·福克納說:“以我之見,馬克·吐溫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國作家,他之后的我們所有人都是繼承他而來的”。海明威認為馬克·吐溫是美國現代文學之父,而福克納認為馬克·吐溫是美國文學之父。雖然側重點不同,他們都肯定馬克·吐溫的在美國文學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福克納從確立美國文學獨立性的高度,肯定馬克·吐溫的歷史功勛和意義。換句話說,馬克·吐溫之前的所謂的美國文學,深受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并沒有賦予美國文學獨立性。在奴隸制死而不僵、種族歧視恣肆的當時,馬克·吐溫在《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塑造了黑奴吉姆的形象,賦予吉姆勤勞善良、正直勇敢的品性,反襯白人的種種殘暴行徑和宗教的偽善。用馬克·吐溫的話說:“我沒有膚色偏見階級偏見和信仰偏見。我接受所有人。對我而言,人就是人,這就夠了”。這在當時是需要真正的勇氣的。因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馬克·吐溫不僅開創了美國現代文學的先河,也是當之無愧的美國文學之父,因為他的創作標志著美國文學完全擺脫了歐洲文學傳統的影響,具有鮮明的特點。
國內學界比較魯迅和馬克·吐溫的研究有十多篇文章,但立意較淺,視野狹窄,僅僅局限于二位作家的寫作技巧,尤其是諷刺與幽默藝術手法。主要論文有《魯迅與馬克·吐溫諷刺藝術比較》《魯迅與馬克·吐溫諷刺藝術的異同》《魯迅與馬克·吐溫幽默諷刺藝術之比較》《試論魯迅與馬克·吐溫作品中的幽默藝術》等,從題目就可以看出,論文的作家們并未能把握二位文豪的文學價值、藝術思想、社會理想、他們在中美文學、世界文學和各自國家的社會進程中的巨大作用和意義。實際上,魯迅以當時的白話文創作與馬克·吐溫以具有鮮明特點的美國南方方言的創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重新概念化、情感化故事情節、人物心理,以鮮活的“能指”表達深刻的“所指”,寄托他們的社會理想。
魯迅不僅是媲美世界文豪的中國現代文學大師,更是中國現代文化史上一座巍然屹立的豐碑。他不懈呼喚民族的覺醒,不懈向往社會的光明,不懈追求崇高的理想,是中華民族當之無愧的“民族魂”。其影響超越了國界和他處于的時代。
同樣,馬克·吐溫作為美國文學之父,其影響也超越了國界和他處于的時代。受其影響的作家包括海明威、艾略特、龐德、福克納、辛格、愛麗絲·沃克等等現當代著名美國作家。

 

  《從兩部“吃人”小說看魯迅和馬克·吐溫創作的超前性和獨特性》

  文理學院研究專家古大勇

  

各位專家、學者、嘉賓,大家好!我很榮幸受邀請參加“2020大師對話:魯迅—馬克·吐溫”活動,感謝主辦方給予這個發言機會。
關于魯迅與馬克·吐溫的比較研究,目前學術界出現了10篇左右的研究論文,但基本集中于比較兩位作家創作的諷刺手法和幽默的藝術。這個內容,此次活動可能有專家會談到,筆者就不湊熱鬧了,擬以魯迅的《狂人日記》和馬克·吐溫的《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兩部“吃人”小說為研究對象,從比較分析的角度,來認識魯迅和馬克·吐溫創作的超前性和獨特性。
一、都塑造了“狂人”人物形象,但“狂人”形象內涵有差異
《狂人日記》是一篇日記體小說,通篇都是一位患“迫害狂”的“狂人”神經質的精神妄想,他對世界的核心感覺是恐懼:覺得所有的人,都要吃他,都想迫害他,走在街上,所有的人都要害他,都要吃他,甚至連他大哥也要吃他,最后發現,自己也是曾經是吃過人的人,未必不在無意中吃過幾片自己妹妹的肉。總之,狂人感到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個人吃人的世界。狂人的感覺表面上看好像很荒誕,但是這種感覺卻暗示著對于傳統文化的深刻否定,“狂人”實際上是一個披著瘋狂外衣的反封建斗士。而《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紀聞》里的“狂人”則是一個主動吃人的人,是殘害別人的人,他曾是一名國會議員,一次被風雪困在火車上,渾身凍傷,沒有食物吃,差點兒被餓死,而后神智昏迷,在昏迷中想象了一場吃人的夢:吃了“肌理細膩”的哈里斯,“稍嫌松泡了點兒”的沃克,“儀容秀美、文雅博學、能流利地說幾國的語言”的摩根,木乃伊似的“十分老”、“老得沒法想象”的老人,“特別地瘦小”的麥克爾羅伊,“瘦得皮包骨頭”的主教,以及街頭演奏手風琴的乞食者,裝了一條木腿的殘疾人貝利,流浪漢巴克明斯特和一個印第安小子等等。“狂人”康復后把夢當成了現實。然而,這“并不是什么嗜血的吃人生番的真實經歷,而只不過是一個瘋子想入非非、但無傷大雅的胡謅罷了”。
二、都表現“吃人”的主題,但魯迅的批判指向中國傳統文化和封建禮教,馬克·吐溫的批判指向美國議會制度以及西方民主的弊端
對于《狂人日記》的創作意圖, 魯迅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中說,“《狂人日記》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另外,魯迅還說過,“《狂人日記》實為拙作,前曾言中國根柢全在道教,此說近頗廣行。以此讀史,有多種問題可迎刃而解,后又偶讀《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種發現,關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這段話寫于小說發表后四個月,是魯迅對許壽裳關于《狂人日記》的詢問所做的回答,它解釋了小說創作的緣由和主旨:小說創作的動因來自閱讀《通鑒》,而“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的讀史感悟,就是小說的主旨之一。除此之外,還有學者有其他闡釋:例如王乾坤從魯迅的“立人”思想來理解“吃人”,認為“吃人就是否定人的個性自由,貶抑人的生存發展,它的反面就是‘人的發現’”。陳思和認為“吃人”是“建立在進化論科學基礎上對人類原罪所含的象征意義的一種解釋”。如果說《狂人日記》主要表現了中國儒家文化和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等主題,那么《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則以“吃人”為隱喻,諷刺批判了美國議會制度的虛偽本質以及民主的“多數統治”形式的弊端。《火車上人吃人紀聞》講述的是一個紳士經歷過的一次在火車上發生的人吃人的恐怖事件。24個人一開始討論要吃掉其中一個人,于是按照美國議會的程序進行討論,先是以提議形式確定先吃誰,但沒有獲得一致通過,就打算以投票形式選舉決定;后來又否決了投票程序,最后以選舉主席、秘書、提名委員會、膳委會主席的形式組成一個小型議會,來共同確定“候選人”,即“被吃”的對象,雖然他們的投票選舉也分成相左的兩派觀點,但在“吃人”的選擇上是一致的,也都是依靠多數人的意見產生了“候選人”,確定了“被吃”的對象,完成了程序正義。“吃人”這一令人發指的罪惡行為,通過所謂的民主“議會”制程序,而堂而皇之的“合法化”,成為司空見慣的存在。作者由這個荒誕的故事,諷刺了美國的議會制度以及“多數統治”的弊端。事實上,魯迅早期也對“多數統治”進行了獨特的思考。在《文化偏至論》一文中,魯迅提出了“以眾陵寡”的概念并對之進行批判。“以眾陵寡”指打著“眾數”或“多數”的旗幟,假借“人民”的名義,來鎮壓少數的不同意見,以獲取自己的私利。這是一種具有欺騙性質的假公濟私。魯迅的“以眾陵寡”(“眾治”)在自由主義那里稱為“多數暴政”,這一概念最早由托克維爾提出;而“多數暴政”在哈耶克那里被置換為意義相鄰的一個詞語——“多數統治”。
三、異曲同工、苦心經營的雙重敘事或二元結構
《狂人日記》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敘事結構。由兩大部分構成:其一是白話正文,即狂人的瘋言瘋語,其二是標題下面文言的序文,序文與正文之間的關系是對立的。文言的序文代表著現實世界以及舊的文化秩序和社會秩序,在舊的文化秩序中,狂人已經不再是狂人,而是一個正常的人,他不再與傳統社會對立,而是融合。他的“迫害狂”精神病已經痊愈,去某地候補了。白話正文是狂人的內心獨白,狂人的瘋言瘋語被賦予鮮明的文化意義,它是新文化的象征。魯迅運用狂人作為象征意義的載體,實乃一種出于苦心經營的考慮:狂人只有發狂,才能才能斬斷與現實、歷史和文化的聯系,掙脫了社會束縛和文化壓抑,與現實劃開界限并進行反抗,說出歷史真相,成為一個反封建文化的斗士。
《火車上人吃人紀聞》采用了馬克·吐溫式特有的“故事套故事”的“套層結構”和敘事手法。首先是作為第一層敘述者的“我”建構了小說主體敘事線索和敘事框架,第一層故事出現在小說的開頭和結尾,第一敘事層有兩個人物,即聽故事的“我”和講故事的另一個“我”,由第一敘事層的“我”引出第二敘事層的“我”,然后就將敘事權利轉交給第二敘事層的“我”,再引出小說的主體故事,即火車上人吃人的故事。最后在“我”聽到旁人“列車員”的指點而揭示出故事的真相,從而取得幽默效果,正如《狂人日記》的二元對立的反諷性結構一樣,小說因而具有了雙重內涵的復調性意義。在《狂人日記》 的文言世界中,狂人就是一個真正的瘋子,吃人只是他的胡言亂語的妄想;在《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的第一敘事層,火車上的人吃人亦不過是“瘋子嘴里蹦出的一些胡話”。而在《狂人日記》 的白話世界中以及《紀聞》的第二敘事層中,“吃人”卻是真實的存在。
四、兩部小說的超前性和獨特性
所謂“超前性”是相對于作家創作該作品的特定時代而言的,亦即作家在創作該作品的特定歷史時空里,該作品超越了同時代的其他作品。《狂人日記》的超前性應該已經成為共識。正如魯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所說:“它以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頗激動了一部分青年讀者的心 ”。“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指的是內容和形式上“現代化”特征。這種“現代化”特征相對于《狂人日記》之前的小說以及同時期的小說,就具有“超前性”特征。張定璜在比較閱讀蘇曼殊的小說《雙枰記》和魯迅的《狂人日記》時,發現了這種“超前性”:“《雙枰記》等載在《甲寅》上是一九一四年的事情,《新青年》發表《狂人日記》在一九一八年,中間不過四年的光陰,然而他們彼此相去多么遠。兩種的語言,兩樣的感情,兩個不同的世界!在《雙枰記》《絳紗記》和《焚劍記》里面我們保存著我們最后的舊體的作風,最后的文言小說,最后的才子佳人的幻影,最后的浪漫的情波,最后的中國人祖先傳來的人生觀。讀了他們再讀《狂人日記》時,我們就譬如從薄暗的古廟的燈明底下驟然間走到夏日的炎光里來,我們由中世紀跨進了現代。”這種“超前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內容上“表現的深切”,即提出了“吃人”的主題。這個真理的發現是石破天驚,前無來者的。而形式上,則完全擺脫了傳統文學的藩籬,日記體的形式、雙重文本的結構、意識流的特征、融合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浪漫主義、表現主義等創作手法的“現代性”特征,也完全是嶄新的。《狂人日記》不但把蘇曼殊甩到了望塵莫及的地步,就是同時代五四時期的小說家也無法后來居上。《狂人日記》這種“超前性”本身就是一種“獨特性”的體現。而《火車上人吃人紀聞》的超前性和獨特性同樣也體現為“表現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別”,正如魯迅無情撕破了幾千年的傳統文化和封建禮教的“假面”,指出其殘酷的“吃人性”;馬克·吐溫也撕破了美國式民主制度所標榜的“公正”背后的虛偽性,并以“吃人”的隱喻指出了民主制度的”多數統治“、“以眾凌寡”對“個人”權利的扼殺,這種認識在當時無疑是超前的。在小說的形式上,也同樣表現出“格式的特別”之特征。其實,關于美國民主制度虛偽性的主題,馬克·吐溫寫過多篇作品,如《競選州長》《我給參議員當秘書的經歷》《高爾斯密士的朋友再度出洋》等,但都是采取比較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如聞名遐邇的《競選州長》一文,講述的是“我”競選州長整個過程和遭遇。我名聲良好,然而被政敵以各種各樣的污蔑,諸如偽證犯、蒙大那的小偷、挖墳盜尸犯、酗酒狂、骯臟的賄賂犯、可惡的行賄者等進行中傷,最終讓“我”不堪其擾而自動退出競選,諷刺了美國民主選舉制度。這篇小說在創作方法、敘事藝術等方面表現平平。而《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則不同,如果說《競選州長》采用的是諷刺性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那么《火車上人吃人紀聞》則頗有點荒誕小說的影子,按照議會的程序來決定“吃人”,并“吃”了各種各樣的人,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顯示出荒誕的特征,但荒誕中卻包含了深刻的“真實”。另外,小說采取了“故事套故事”的“套層結構”和敘事手法,也不乏獨特的先鋒色彩。
正如魯迅所說:“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魯迅和馬克·吐溫正是兩位這樣的闖將,具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自覺意識,才創作了這兩篇具有超前性和獨特性的作品。

《馬克·吐溫和他的密西西比河》

馬克·吐溫研究專家布魯斯·邁克爾遜博士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中期,40歲的薩繆爾·克萊門——馬克·吐溫才開始撰寫密西西比河。1875年,他為《大西洋月刊》撰文,發表了《密西西比河的往事》。1876年,他出版了《湯姆·索亞歷險記》。1883年,他出版了長達600頁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并于1884年出版了《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因此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寫關于河沿岸的生活時,我們可能會認為這是美國歷史上密西西比河黃金時段的傍晚,甚至是黃昏。這是自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案爆發以來的幾十年,也是在蒸汽動力導航不久之后,當時我們國家鐵路系統取得巨大成就,成為了連接美洲大陸的新的連結組織。當馬克·吐溫崛起成為密西西比地區的桂冠詩人時,密西西比地區已然成為了一個懷舊之地,對美國人來說,它正在改變,從一個新生地區變成了一個擁有自身歷史的地方,有著豐富而重要的過去,成為一個再合適不過的傳說的主題。我想簡要地回顧一下,究竟是什么塑造了這個歷史時期,又是什么使得塞繆爾·克萊門成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中心人物。

我認為我們需要關注四個發展節點:1803年路易斯安那購地案、蒸汽動力的發明及其在航行上的快速應用、美國電報和鐵路系統的迅速發展,以及本世紀中葉出版和印刷的自動化高速低成本革命,這些改變了薩繆爾·克萊門的一切,也使得密西西比河的聲名傳遍全國,乃至世界。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購地案改變了美國的地理和邊界,在此之前,密西西比河構成了美國的西海岸,但之后它成為了這個大規模對外擴張的國家的主動脈。實際上,它不僅僅是美國西部的邊界,它還是我們最為核心的部分,是一條通往嶄新美國的康莊大道。1807年,羅伯特·富爾頓在哈德遜河上成功地推出了第一艘汽船,在這艘新公路上的旅行和運輸,僅僅四年之后,就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幾乎在一夜之間,逆流而上成為了可能,人們不用再花幾周的時間,費力地駕駛小船,而是可以輕松地從新奧爾良一路進入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蘇達州,甚至到達更遠的地方。所以,當薩繆爾出生的那一年,離他家不到400米的河里,幾乎有數百艘蒸汽船穿梭來回。對于他們那個時代來講,這些都是神奇的高科技機器。所以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設計中變得華而不實,船上帶有欄桿、婚禮蛋糕領航室、華麗的煙囪、陽臺、華飾、金銀絲透雕等等。但是這也存在著危險性,在塞繆爾童年時期,數百艘這樣的船爆炸,燒到吃水線,撞毀或擱淺在沙洲和珊瑚礁上,大霧的夜晚被困在洪水淹沒的田地里。但船隊發展迅速,船只每年都在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快。這一切就像是海邊小鎮的男孩嗅到了“貓薄荷”,他們極其地渴望著機器、力量、噪音、危險,以及與外界的聯系。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成為了一種用來編織故事和懷舊的絕佳素材。在那些船中,還有不少被稱為“表演船”的,通常很花哨,還裝飾著彩旗,又能賺錢。它們從一個城鎮蜿蜒著駛向另一個城鎮,為人們帶來音樂、戲劇和華美的景象,有償提供任何娛樂表演。這些雖說是一些粗陋的經營,卻成為了這條河最為浪漫的一部分。

塞繆爾生于1835年,密蘇里州漢尼拔是他童年時居住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在他們家遷居到來的五年前才建起來的,作為新的水上交通服務站,一個補充燃料和裝卸貨物及商品的地方,也有許多其他這樣的沿河城鎮因此而同時崛起。

在那些年里,還有另一些事情,它們不僅改變并改善了沿河的生活,同時也改變和加強了新一批美國作家的文化覆蓋面和影響力。

我剛才提到了鐵路系統和電報。美國第一條鐵路是1830年馬塞諸塞州從波士頓到匹茲堡的短程鐵路。直到1850年,鐵路線才一直延伸到了密西西比河東岸。1840年才發明的電報系統,隨著鐵路一起在全國范圍內飛速發展。這些創新促進了船和鐵路之間的協調,簡化了航運和旅行者的生活。除此之外,它們還低價且快速地促進了大量印刷材料、書籍、報紙、雜志的傳播,不僅是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上下,還隨著鐵路一直延伸到了腹地的其他地方。所有這些,再加上印刷與出版的革命性發展,讓作家的作品傳遍美國大地這件事一夜成真。

這帶來多大的變化呢?例如,1835年塞繆爾出生時,一本書一般的印刷量是1000至2000本,用手工印印刷,一天之內只能印刷800張左右。然而,當塞繆爾17歲離開漢尼拔去圣路易斯找一份印刷工作時,這座城市新的自動化印刷機可以在一小時內印刷5000張,10000張,甚至20000張紙。印刷業的一切都變得越來越快,越來越便宜,紙張的生產、分類、切割、整理、裝訂、插圖,甚至到最終的排版,這是塞繆爾少年時學到的技能。對一個作家來說,這一切都變得大不相同,你所接觸到的人,以及可以在這個行業賺多少錢。在這場革命中,對于創造和發展密西西比河的傳說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發展就是高分辨率彩色平板印刷術。與我們合作生產的彩色照片的柯里爾和艾夫斯公司(Currier and Ives),就是其中最著名的生產商。這種價廉物美的插圖被掛在了家里、辦公室和其他任何地方,而其中最受歡迎的主題就是密西西比河的生活:河船、公司之間的船旗比賽、著陸的繁忙時刻、船只登陸、夜里火把在船頭燃燒,為描述河上生活增強了視覺沖擊。

說回馬克·吐溫,塞繆爾在河邊度過了他的童年。20多歲時,他受訓成為了一名汽船駕駛員。內戰前,他獲得了駕駛執照,指揮不少船只在圣路易斯、孟菲斯和新奧爾良之間航行。盡管如此,馬克·吐溫作為作家的第一個巨大成就是寫了一些關于歐洲旅行、在內華達州淘金熱、加利福尼亞州和夏威夷的西部探險的書籍。他早期在河上的生活還在他的腦海中醞釀,至少在馬克·吐溫開始寫密西西比河之前,他得找到自己的方式,將他筆下的這條河融入美國的歷史和他充滿想象力的往日經歷。顯然,山姆的這一變化是在一天下午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附近的一次長途步行中觸發的,當時陪同的是一名叫喬·特威奇爾的密友,他在法名頓大道上馬克·吐溫家宅附近一個的公理會教堂做牧師。塞繆爾開始談論他當領航員的日子,喬大聲驚呼道:“我的天吶,這是多棒的題材啊,可以寫進雜志了!”于是,塞繆爾很快就開始工作了。但是為什么馬克·吐溫的傳奇人生與密西西比河之間的強烈聯系可以持續這么久呢?以下是一些推測。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馬克·吐溫將河流生活與他的成長歷險聯系在了一起。他是首批著名的英文作家之一,對于名人來說,童年是一個特殊的時期,是自我創造的時期。

想想那些19世紀中葉開始出現的著名童年故事,《霧都孤兒》和大衛·科波菲爾,《遠大前程》和皮普,《簡·愛》和簡,《湯姆·布朗的求學時代》和湯姆布朗……在塞繆爾童年及青年時期,這些可都是暢銷書。在這些作品里,孩子們絕大多數時候都是遭受環境影響的受害者,最后幸得他人幫助,也憑著好運,找到了通往幸福之路。但是對于湯姆·索亞和哈克貝利·費恩來說,確實,他們周圍也有大人,運氣也在他們的冒險之旅中發揮了一定作用,

但除此之外,他們還決定了自己是誰,又或是將要去往何方,他們真正用行動塑造了自我,這一切都是全新的。換句話說,故事里的密西西比河成為了一個交織著機會、冒險、個人命運與自我實現的地方。為了表明馬克·吐溫《密西西比河》作品的影響力和與人們產生的共鳴,這里有幾個小故事:

幾年前,在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市中心的一家會議酒店,前往大約10英里外舊金山的一個機場。經過三天的會議后,我精疲力盡。我碰巧趕上了一輛出租車,司機看起來像是剛從中國來,并且想要練習他的英語。他想要和我說話,我一開始并不想說,但他堅持問我為什么會來這兒,我說是來開關于美國文學的會議。“哇哦!美國文學!您研究的是哪位作家?”他于是問。“我研究馬克·吐溫的一切。”我說。“哦!馬克·吐溫!”于是,在去往機場的一路上,他給我講了他在上海讀高中時在課堂上讀《湯姆·索亞歷險記》的事。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啟示,當我們分道揚鑣時,我對自己說,這就是我做這項工作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再講一個故事,一個關于另一個名人的故事。偉大的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在他生命快要結束時來到美國進行了一次大城市的巡回演講,那時的他幾乎失明,但他也去了密蘇里州的漢尼拔小鎮。他去看望亨利·史威茨——馬克·吐溫博物館的館長,這個博物館正是在鎮上馬克·吐溫少年時代居住過的舊址那兒。他請求亨利和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帶他走過街道,穿過大堤,去到密西西比河的岸邊。那里沒有沙質的河灘,漢尼拔小鎮旁那條潺潺流動的河邊,那寬闊的河岸上,盡是些蘆葦、雜草、碎片和爛泥。即便如此,在亨利和博物館其他工作人員的幫助下,博爾赫斯慢慢地跪倒在水中,雙手捧起一把水貼到臉上,他流淚了。

中國、阿根廷、美國,馬克·吐溫和他的密西西比河流傳在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角落。

 

 

  

大師對話”:魯迅與世界文豪”項目發想于2008年,2014年應運落地。以魯迅符號鏈接世界符號,以魯迅對話世界大師,促進中外頂級文化交流,在“大師對話”里探求中國文化的現代支點,在最高端的文化對話里呈現中國文化的走向。

自2014年起,紹興魯迅紀念館聯合文化基金會,共同啟動“大師對話:魯迅與世界文豪”活動。至今已連續舉辦六屆。分別是:2014魯迅與法國的雨果,2015魯迅與俄國的托爾斯泰,2016魯迅與印度的泰戈爾,2017魯迅與日本的夏目漱石,2018魯迅與意大利的但丁,以及2019年魯迅與德國的海涅。

在當今國際局勢下,舉辦“大師對話:魯迅—馬克·吐溫”云交流活動,讓更多的人了解兩位文學大師,促進兩國文化交流具有積極意義。紹興魯迅紀念館也將以魯迅為符號連接世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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